黔北水电厂 朱凤娟

车载导航上的红线还在往前延伸，望不到头。前面的刹车灯亮了又灭，灭了又亮，像一条疲倦的河，缓缓地流。我坐在车里，看着窗外同样被困住的车辆，忽然想：这千千万万的人，这样急切地往家赶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

小时候，年味是和河对岸的等待连在一起的。那时家里条件不好，爷爷奶奶住在老家。每到腊月二十几，父亲就开始四处张罗着找车——那时候交通不便，能跑乡下的车少，得托人情、排队，才能借到一辆破旧的面包车。动身那天，天不亮就要起来，母亲把集市上买的糖、瓜子、新衣服，一样样往车上搬。车厢塞得满满的，连脚底下都是袋子。

车子开到河边就开不动了。隔着那条河，能看见对岸有人影在晃。每次车刚到，我就能望见叔叔和堂弟背着背篼，站在路边。堂弟的背篼比他人还高，可他总是抢着背最沉的那一包。我们沿着田埂走回去，远远就看见老屋的烟囱冒着烟。

堂屋的八仙桌上，早已摆好了饭菜。奶奶端出最后一道汤，解下围裙，笑着说：“快坐快坐，都凉了。”爷爷坐在上首，看着满屋子的人，端起酒杯咂一口。大人们喝着酒，说着地里的收成、邻里的琐事，说着说着就说到我们身上：“再等几年，等孩子们都大学毕业，结婚生子了，这堂屋就要摆两三桌才坐得下咯。”

那时听着，只觉得那是很遥远的事。

后来上了大学，寒假总是很长，整整一个月的时间，慢得像是用不完。我在家睡懒觉，母亲在院子里杀鸡，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来，灰尘在光线里缓缓浮动。那时候以为，过年就是这样的，从容不迫，理所当然。

等真正毕了业，才知道什么叫“身不由己”。由于水电站工作的特殊性，春节能不能回家，全看轮班情况。结婚后，过年变成了一场接力。休班只有三天。第一天，从水电站赶到老公家，吃饭、上坟；第二天清早，又开车往孩子外婆家赶，那又是几百公里。母亲在电话里说：“慢点开，不急，等你们吃饭。”可怎么能不急？只有三天，每一分钟都掰成两半用。第三天，再从外婆家去遵义的外祖家。那条路我闭着眼睛都能开，知道哪个弯道要减速，哪个服务区的厕所最干净。车里放着年货，后座上是给孩子准备的新衣服，副驾驶的老公已经睡着了，呼吸很沉。

三天，三个地方。我握着方向盘，有时会想起小时候那条河，想起背着背篼等在对岸的堂弟。那时觉得老家好远，要坐车、要走田埂，可那一路走得不急，边走边玩，到家时饭菜还是热的。现在路修好了，桥也架通了，开车几个小时就能到。可时间却变得比路还长，长到三天跑不完，长到一家人总是凑不齐。

除夕夜，微信群里消息响个不停。堂哥说：“今年能聚齐吗？初三我家集合。”堂妹说：“我初四值班，初三晚上走。”我发了个苦笑的表情。我们这些人，像几辆交错的列车，在同一个站台短暂相遇，然后各自驶向不同的方向。可即便如此，我们还是要赶回去——哪怕只为一顿饭的工夫，哪怕只为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。

车流终于开始缓缓移动。天色暗了，远处有零星的烟花升起，在暮色中炸开，转瞬即逝。

这三天，其实很累。从这一家到那一家，从这张饭桌到那张饭桌，车轮碾过一千多公里，身上的倦意像冬天的棉衣，越裹越厚。可每当推开一扇门，看见等在门口的人，看见他们脸上绽开的笑，就觉得这一切都值了。

或许，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年味。它不再像儿时那样绵长、醇厚，不再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慢慢挥霍。它变得急促、拥挤，像这高速公路上的车流，像只有三天的假期。可只要还有人等在路的尽头，只要推开那扇门还能看见笑脸，这迢迢归途，这三天三地的奔波，就有了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