茶园电厂 凌成彬

那棵桃树是歪的。长在牛圈边上，斜斜地探出去，像一个人侧着身子。堂哥说，这树是他十岁那年，我爷卖牛时，牛挣扎着撞歪的。他说这话时，我们已经很久不放牛了。但我还记得那头牛，很听话，自己圈在一方田埂上啃草，从不乱跑。我哥爱去放牛，大约也是贪这个省心。他比我大七岁，我记事时，他已经是个少年了。

卖牛那天，我哥说，那牛叫得可凄厉，一直朝着他和爷爷嚎。我问为什么要卖，他说爷爷讲了，卖了牛就有糖吃。这理由说服了我。小孩子总是容易被糖说服的。

牛卖了四年，桃树一年比一年歪，桃花还是年年开。我七岁那年，我哥在歪脖子树上做了一个秋千。一根绳子，一块木板，简陋得很。坐上去硌得屁股生疼，可我喜欢荡。荡起来的时候，人像要飞出去了。

我哥故意把我推得很高，想吓我。我那时候胆子大，一点都不怕。真的，在最高处那一刻，四围的山都矮下去了。我们那里的山不硬，不像画上北方的山那样刀削斧劈；它们是柔的，圆的，起起伏伏的，像女人的胸脯。风从耳边过去，呼呼的。我死死攥着绳子，腿伸得直直的，觉得自己这辈子都没这么高过。

我怕别人来坐我的秋千。大半天时间，我都赖在上面。后来下起了小雨，南方的雨就是这样，说来就来，细细的，密密的，像牛毛，像花针，落在树叶上沙沙作响，恍若远山传来断续的琴音。我不躲。桃树的叶子够密，雨一时半会儿还透不过来。空气里弥漫着泥土的腥气，混着青草的味道。还有一股香，若有若无的——桃花其实不香的，但我总觉得那时候闻到了。

后来长大了，在亲戚家小区里见过一架老式铁制秋千。座椅沉重，不荡时如长椅，若使足了力气，竟能凌空翻转。邻家男孩玩得咋呼，一头栽下，哼唧两声又爬起来继续。那护着秋千的模样，和我小时候一模一样，我庆幸他没让我玩——那玩意儿看着就心慌。

去年在遵义，游乐园里有高空秋千。安全带扣紧的瞬间，我还存着几分年少时的豪气。可当座椅猛然失重、荡向半空时，所有的壮志瞬间被风声撕碎。取而代之的，是紧紧攥住扶手的指节发白，是胸腔里失控的悸动，是落地后久久未能平息的狼狈。原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已经怕高了。

其实七岁那年我确实飞起来过。哥哥推着秋千，我就在风里，在两座温柔的山之间，短暂地、确凿地离开过地面。

人生大抵如此，总在不断告别，又不断攀高。我们怀念的，或许不是那根粗糙的麻绳，而是那个不怕高、不怕摔、敢在最高处张开双臂的自己。可岁月从不辜负勇敢的人。每一次失重后的抓紧，每一次恐惧后的落地，都在暗中重塑着我们的筋骨。真正的飞翔，从来不是逃离重力，而是带着伤痕与重量，依然敢在风起时，把自己交出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