鸭溪运营 刘艳

在历史的星河中，廉洁自律如永恒闪耀的星辰，照亮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征途。从北宋铁面无私的包拯到明代“要留清白在人间”的于谦，廉洁精神穿越时空，始终以璀璨光芒指引着世人坚守道德底色，在岁月长河中构筑起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。

北宋名臣包拯的廉洁传奇，始于一方砚台的坚守。端州盛产名砚，历任知府常借“进贡”之名巧取豪夺，多征数十倍砚台以谋私利。包拯赴任后，立下“按贡数制砚”的铁律，明令任何人不得多取一方。任满离境时，他的行囊未藏一砚，连船工欲赠的端砚也被婉拒。“不持一砚归”的清名，自此镌刻在百姓心间。更令人称道的是他的司法风骨。在开封府尹任上，他打破“讼状需由吏员转呈”的旧制，大开正门允许百姓直接递状申冤。皇亲国戚横行乡里，他不畏权势刑杖加身；权贵家仆强占民田，他当庭宣判寸土必还。民间流传“关节不到，有阎罗包老”的歌谣，正是对他“法不加于权贵，情不偏于亲疏”的最高褒奖。包拯以“廉者，民之表也“为座右铭，在贪腐横行的官场中辟出清明之境，其“清心为治本，直道是身谋”的为官准则，成为古代廉政文化的精神图腾。

明代于谦的廉洁，是刻在风骨里的清刚之气。巡抚晋豫期间，他常着粗布官服，骑瘦马穿行于田垄间，自带干粮访察民情。地方官吏以“土仪”之名馈送财物，均被他严词拒绝。家中陈设仅有书籍数柜、木床布被，连皇帝赏赐的蟒衣剑器都封存于祠堂，从不示人炫耀。最动人心魄的，是他“两袖清风朝天去”的抉择。当时官场盛行“炭敬”“冰敬”等送礼之风，入京述职者皆携厚礼攀附权贵。于谦从山西返京时，行李仅有衣物书卷，有人劝他“至少带些线香麻菇”，他却甩袖笑道：“唯有两袖清风！”并赋诗明志：“绢帕麻菇与线香，本资民用反为殃。清风两袖朝天去，免得闾阎话短长。”这首《入京》诗，如黄钟大吕般震响在污浊的官场，成为廉政史上的千古绝唱。当瓦剌大军兵临北京，他披甲上阵力挽狂澜，拯救社稷于危亡；当英宗复辟遭诬下狱，他拒写辩词从容赴死。抄家时官吏发现，他的府邸“无余资，萧然仅书籍耳”，唯有正室锁着皇帝赐予的蟒衣剑器——那是他以生命守护的君臣之义。于谦用“粉骨碎身全不怕”的气节，诠释了廉洁与忠诚的终极境界。

从唐宋到明清，廉洁始终是衡量官吏德行的首要标尺。廉洁之吏如张养浩“兴一利，除一弊，皆民所喜恶”，如况钟“刚正不阿，锄豪强，扶良善”，他们以“居官廉，如行舟清水”的自觉，构筑起古代政治文明的脊梁。而贪腐之辈如蔡京、严嵩，终因“财货充于私室，百姓困于虐政”遗臭万年，印证着“廉则兴，腐则亡”的历史铁律。

在当代语境中，廉洁精神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：对公职人员而言，是“公款姓公，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”的用权底线；对企业而言，是“诚信守法经营，不搞商业贿赂”的发展根基；对公民而言，是“不取不义之财，不谋不当之利”的处世准则。正如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》所倡导的，廉洁已从个人修养升华为国家治理的价值共识。

传承廉洁精神，需在三个维度着力：以文化人，让“廉者荣、贪者耻”的观念浸润人心；以制度束权，织密“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”的监督网络；以行动践诺，从拒绝一次“小意思”、严守一份“清单”等细节做起。当廉洁成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，清风正气必将激荡起民族复兴的澎湃春潮。

千年廉韵，一脉相承。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廉洁精神，正在新时代的土壤中焕发出新的生机。它是穿越时空的精神火炬，更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心灵罗盘——唯有以廉洁为笔，方能在时代答卷上书写无愧于人民的壮丽篇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