黔北电厂 谷玉

第二次去南京时正值深秋，但那天我们运气颇好，天空一碧如洗，虽风里已经浮起一丝凉意，但灿灿阳光也能驱散一二，这座城的秋总是来得急。

第一站抵达的是南京博物院。玻璃幕墙外的梧桐正落着叶，金黄的碎片铺在台阶上，像被谁不小心打翻了蜜罐。讲解员说，这些悬铃木是民国时期栽的，算起来该有百岁年纪。我站在“金缕玉衣”展柜前，玻璃倒映出身后密密麻麻的游客。可更早的一九三七年，这里该是另一番景象吧？或许《南京照相馆》里那些模糊的照片上，博物院这块土地上的建筑早已被炮弹夷为平地，穿学生装的少年正蹲在瓦砾堆里捡书，他的布鞋沾着血，怀里还护着半本《诗经》。

午后的阳光晒得人发困。我坐在摇晃的大巴车上啃着桂花糕，听导游讲“美龄宫”的故事：“当年宋美龄最爱在这儿种法国梧桐（实际上是云南梧桐），飞机航拍时像串珍珠项链……”迷迷糊糊间好像听到导游讲到了此行重点：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（江东门纪念馆）的相关内容，她念了一段《拉贝日记》摘录：“12月16日，安全区外，日军用刺刀挑着中国婴儿取乐……”手里的桂花糕颤了颤，落在衣服上，不知为什么，这个点心的味道突然甜腻得让我有些恶心。

黄昏时去了秦淮河。画舫载着穿汉服的姑娘缓缓而过，丝竹声裹着糖芋苗的甜香飘过来。我和同学们坐在河边吃晚饭，店家给我们支上了一口小锅，热气腾腾的火锅里各种食材扑腾扑腾地翻腾，店家是个文艺青年，在我们旁边开着直播唱着民谣。可《南京照相馆》里的秦淮河呢？邮差苏柳昌和翻译王广海走进被洗劫一空的商店，货架东倒西歪，货架上散落着半块饼干。王广海饿得浮肿，扑过去抓起饼干就啃，像条饿疯的狗。苏柳昌提醒他找冲洗照片的耗材，他却头也不抬。刚良心发现般递给阿昌一块饼干，阿昌就马上被闯进来的日本兵带到外堂准备杀头，嘴里还一直骂着：“支那人都是小偷！”而他依旧躲在柜子后面咀嚼着饼干，汉奸懦弱不假，但当汉奸也吃不饱饭的吗？他是怕被日本人发现后没收饼干？还是怕被日本人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斩杀？

最难忘的是老门东的夜。青石板路被千年脚步磨得发亮，灯笼在风里晃出橘色的光晕，我们一行四人走走停停，看到按克售卖的巧克力啧啧称奇。可我知道，六十八年前的这个时节，老门东的粮店早被日军砸成了废墟。我总是回忆起《南京照相馆》里日本人说的那些话：支那人的照片不重要……支那人都是小偷，只会偷东西。

究竟谁是贼？

那天的月光很亮，但依旧驱散不了我记忆里的大雾。

第二天去了江东门。纪念馆的玻璃幕墙外，银杏叶正由绿转黄，可馆内的地砖永远是冷的。万人坑遗址前，我蹲下来，看见泥土里挣扎着的尸骸，和正门矗立着的《家破人亡》雕像一起诉说着日寇的桩桩罪行。这尊雕像高达12.13米，寓意着1937年12月13日日军发动南京大屠杀的日子。雕像中，一位受难的母亲怀抱着死去的孩子仰天长啸，她象征着饱经苦难的祖国，手里抱着自己死去的孩子，身体还有余温，而丈夫和孩子都已离她而去，整个画面呈现出家破人亡的绝境。导游的声音在耳边发颤：“日本人只有在凌辱中国妇女时把她们当人，发泄完兽欲，立刻像宰杀猪狗一样捅死……”

时至今日，我依旧总是想起纪念馆墙上的那句话：“可以宽恕，但不能遗忘；可以和解，但必须铭记。”不是为了延续仇恨，而是为了让每个母亲不必担心女儿被凌辱，每个妻子不必恐惧丈夫被虐杀，每个孩子不必在饥饿中啃食残羹冷炙。

有些记忆，注定要像种子一样埋在心里。它会发芽，会抽枝，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，用最疼痛的方式提醒我们：所谓岁月静好，不过是有人替我们把黑暗挡在了看不见的地方。

而我们能做的，就是永远记得那些黑暗，永远记得：落后就要挨打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