茶园电厂 柏宏强

2026，又是一年高考季。

新闻里说，那个叫梁实的“高考钉子户”，今年已经是第三十次走进高考的考场了。三十年，足够让一个少年变成中年，让青丝熬成白发。想着他的执拗，我的思绪猛地被拉回三十一年前，那个属于1995年的夏天。

那时候的高考，还在黑色的七月。没有六月骄阳下的绿荫送考，只有七月七、八、九三日蒸腾的暑气和闷热。那是“3+2”文理分科模式的年代，我们在题海里把自己切割成文理两半。

我手里原本握着一张保送通知单的，去军校或者去当老师，但我都没去。因为不甘心——读了十二年的书，连高考的考场都没进过，那太遗憾了。我想凭自己的本事，看看能走到哪一步。说起来，我是从没认真想过自己会考不上大学的，区别不过是去哪一所；是重点，还是非重点。带着这样的底气，考试前我的脚步是轻盈的，有一股“莫斯科不相信眼泪”的自信。

考前一夜，我没有挑灯夜战，甚至没有翻书。电视里正放着纪录片《二战警示录》，那年恰好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。我就那样安安静静地看完了整部片子，炮火与和平，仿佛都在那一夜沉淀进了心里。

那天也是刚下过雨，遵义的空气湿漉漉的，虽是盛夏，却意外地凉爽。遵义四中的校门口，和往年高考一样，停着一辆白色的救护车。同学们在嬉笑打趣：“今天要是考不好，咱就不坐公交车了，直接躺这车上回家。”我混在人群里笑，心里没有一点波澜。

第一天的考场外，人声鼎沸。大家来得都很早，聚在一起叽叽喳喳，除了试卷，什么都聊。我印象极深，吴异刚神神秘秘地讲起了那个著名的恐怖故事——“人肉火腿肠”。旁边的汪鹏脸色瞬间煞白，因为他那天早上刚吃过火腿肠。后来他笑谈那次发挥失常，总要把这笔账算在那根火腿肠头上。而我，则保持着一贯的“迷信”，考前照例吃了两个滑溜溜的荷包蛋，这是在电视上看华罗庚的故事学习到的，不过我也从来没有考过双百分。

铃声响起，我们鱼贯而入。第一科是语文。提前十分钟坐定，教室里安静得只剩下呼吸声。我把除了笔袋以外的东西都交了上去，桌面上空空荡荡。百无聊赖之际，我拿起那支陪我征战的钢笔，在拇指上转了起来。笔身在指尖飞舞，我的目光紧紧跟着它旋转——不是因为紧张，只是单纯地觉得好玩，想找点事做。

冷不防，一台摄像机悄悄对准了我。没有打光，没有提醒，我根本没发现它的存在，只是后来才在影像里看见自己当年的模样。那不是一个慌张的考生，而是一个笃定的少年。

至于那天语文考了什么，作文写了什么，我已经记不太清。隐约记得那年的作文题好像是关于一只鸟的寓言。那只鸟飞过了三十一年的时光，如今停在2026年的枝头，看着楼下熙攘的考生。

第二天考数学。那年的数学卷子挺有意思，跟往年反着来——以往是大题越往后越难，那一年偏偏是第一个大题最难。我把它做出来了，心里还挺得意，结果后面三道题反而没来得及细看。尤其是最后两题，我只是跟它们打了个照面，觉得眼熟、能做，但时间到了。也就那样吧，反正也没打算考满分。

第三天考物理。做到大题的时候，我已经满脑子都是下午玩“四国大战”的情景了——那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四个人下的军棋，我们在课间挥斥方遒的游戏。我一边写公式，一边在脑子里排兵布阵，仿佛试卷上的电路图和棋盘没什么分别。

后来高考从七月改到六月，为了避暑。其实现在的高考，比酷暑还难熬，也许少了一个月的折腾反而是对考生最好的救赎。不过，七月才是我们那一代人共同的记忆坐标，七月的热浪、七月的暴雨、七月的黑色，那是真正的“高考季”，但永远不是人生的全部。

现在的孩子们，大概很难想象当年的从容了吧。我们那时把高考当作一场成人的洗礼，考上了是喜报，考不上也没有什么大不了，我们那时候能上大学的每年不过八九十万人，大多数人不到二十岁就已经就业了。而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，就像那支在指尖旋转的钢笔，在黑白分明的七月里，划过了一道闪亮，却有再也回不去的轨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