纳雍电厂 刘宝星

八岁那年，“电”轻得像父亲帆布包里的一页纸。

那时的我，对“电”的理解，仅止于那页纸上歪歪扭扭的数字。

那页纸上，歪歪扭扭记着几块几毛的数字：张家三块六，李家两块四。父亲是一名农电工，还是临时的。那时的村里还没有通硬化路，父亲只能依靠双脚，走在曲曲折折的石头路上，挨家挨户敲门收取电费。十五瓦的灯泡在头顶晃，墙上的影子忽大忽小，像我们忽明忽暗的日子。有的家已经换了四十瓦的，光亮些，但我家还是十五瓦，多几瓦的电费，父亲算得清清楚楚。

小时候，我不懂电是什么。只知道，它来的时候，母亲能在灯下缝完我的书包；它走了，整个村子就沉进墨里，连狗都不叫了。

后来，那页纸被撕碎了。国家开始推进农电体制改革，父亲失了业，收电费的账本再没用过。母亲和他卖饼干、卖糕点，从发货场抱回叽叽喳喳的小鸡仔，蹲在集市上，一待就是一整天。可日子像漏了底的米袋，怎么都兜不住。再后来，他去过外省进厂，又回到山里进小煤窑。十七岁那年，煤矿透水，父亲再也没有从地底下走出来。

高考毕业那年，我偶然的机会路过现在的纳雍电厂，那时我还没想过，命运会用这种方式，把我和父亲和一种光连在一起。

2011年，分数下来的那个晚上，我趴在桌上，把志愿表看了又看。“电。”我在心里说。这个字从嘴里吐出来的时候，我毫不犹豫地填报了电力专业院校。毕业那年，来到纳雍电厂。这个地方，早在三年前，我就已经和它擦肩而过。

2014年，从运行值班员做起，在设备的轰鸣声中，一干就是七年。可真正让我完成思想蜕变的，不是那些机器，而是时代本身。

父亲那个收电费的时代，结束了。

不是被人遗忘的结束，而是被历史轻轻合上的结束。我渐渐看清了这场更替的全貌，中国，曾经是一个用不起电的国家。80年代的农村，一盏十五瓦的灯泡要算计着开，电压低得连电视都摇不出人影。而今天，中国的发电量全球第一，是第二名到第十名的总和。从晃晃悠悠的白炽灯，到纵横千里的特高压输电；从家家户户备着蜡烛防停电，到大山深处也能亮起稳定的光。

取而代之的，是一个追风逐光、向绿而行的新时代。2021年，我从一线调到党群部，开始做宣传工作。说实话，一开始并不习惯。以前对着的是机组、仪表、运行数据，现在要对着一堆文件、照片、采访对象。但慢慢地，这扇门推开之后，我发现了一个从前看不见的世界。

2022年到2024年，外出挂职学习。那些年，我跑了很多地方。第一次站在山头上看风机，说实话，比想象中大得多。还有那些光伏板，蓝汪汪的，漫山遍野铺着。当地老乡说，这片地以前种啥啥不成，荒了好多年，现在反倒能“种电”了。我站在那儿，忽然想起小时候家里连十五瓦的灯泡都舍不得开太久。如今，荒地也变能源站了。

那几年跑下来，我心里慢慢有了一张网。这张网穿过一座座铁塔，跨过江河，连到了千家万户，点亮了万家灯火。而我也看见了父亲那个时代根本不敢想的东西，一个清洁的、辽阔的、真正能让每个角落都亮起来的中国能源体系。

父亲走的时候，家里的灯早已不是十五瓦了，但那个时代的农村，谁没经历过“停电”二字的分量？谁没在煤油灯下写过作业、在蜡烛光里吃过晚饭？如今，我的女儿还不知道什么叫“停电”，什么叫“点煤油灯”。他们可以在亮堂堂的屋子里长大，可以在任何一盏灯下读书、做梦。

有时候深夜下班，眺望远处，那些光里，有没有一盏是父亲曾经走过的路？有没有一盏，是当年那个赊账到年底的人家？有没有一盏，照着一个和我当年一样大的孩子，在灯下写作业？

就这样，我从父亲那一页薄薄的账本，走进了这片无边无际的光里。

有时我想，父亲如果还在，他会怎样看这一切？他大概不懂什么叫特高压，什么叫碳中和。他那一代人，只能用双脚丈量输电线，用沉默和奔走维系着乡村的光亮。而我们这一代人，接过的那根线，把光明铺成了日常。

从十五瓦到亿万盏灯，从墨汁般的黑夜到灯火万家，这些变化，追到根上，是祖国一天天强大了。

夜晚回到家，女儿趴在沙发上，灯亮着，她玩着玩着就睡着了。我把她抱上床，关灯，走出去。站在阳台边，看一眼远处的灯火，再想想女儿熟睡的脸。光最远的地方，是祖国的铁塔和电网；光最近的地方，是她均匀的呼吸。

而光最初的地方，是父亲那双走在石头路上的脚，和那页被撕碎又在我心里重生的账本。

时代在变，光没有断过。